他也谈到儒家：儒家思想一直占支配地位而法并未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寻求实现公正的办法。

转引自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第257页。特别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流，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相应地恶的对立也日愈增多，恶的对立的形式亦呈多样化，恶的对立也越来越表现为利益的冲突，这才是西方法系成长壮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历史中反复锤炼而成的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中华法系，是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不坠的重要支撑。对于这种状况，或许会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中国还是民主的小学生，中国的民主不能一蹴而就，还得循序渐进，慢慢来。[27]因此他又说：道也者何也？曰：礼让忠信是也。可以看作中华法系几千年来德主刑辅的总结。还在法律体例上作了重大改革，为后世所遵循。

在刑的执行上，有了坐牢、戴刑具、绞缢、陈尸等新的记载。商鞅变法，一法度，奖军功，励耕战，利于富国强兵。[15] 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它以理想和现实关系的一个特殊概念为基础，它是一个二元论的理论，它预先假定了实然与应然之间有一个间隙——虽然未必是一个悬隔。

在判案过程中也有法理分析，也曾引经据典，当案例涉及的是道德方面的恶的对立时，这种法理分析，这种引经据典肯定是与道德规定有关的，以此才能判断恶的对立中的道德行为的是非曲直，为量刑定罪提供法理依据。伦理义务是上述立法机关所不可能规定的义务。率五分得三及第者，不坐）。仲长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德主刑辅：德教者，人君之长任也，而刑罚为佐助焉。

其二，道德只是道的一个方面的表现，虽然是重要的表现，但不是唯一的，道还有其他的重要表现，譬如权利，如果仅以道德作为法律的根本规定，如何包容道的其他方面的表现。《盐铁论》中有这样的记载：文学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相反，对法律上的义务人来说，却始终强制性地存在着一个权利人，即对债务人的债权人——只有在法律领域中人们才可以谈论‘义务和责任。第二节 西方法学中道德的地位一 自然法中的道德虚拟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严存生先生认为西方法学中关于道德与法律的认识有一个潜阶段时期，主要是指认为自然法与道德本质同一这一时期，法律的道德性是隐藏在自然法的神圣与超然之中的。[57]不要责怪哈特和凯尔森对自然法理论的非难，自然法确因其离客观事实太远且没有完整的理论表达而遭人垢病。同样的难题几乎也是在2400年前突兀于中国思想家的面前，考验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智慧。

因此在统一中，就包含着差别、差异。[29]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页。[21]但是，这种区别或对立并不是判别法律与道德之绝对有效的准绳。又：职制律134：长吏辄立碑规定，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

此先王因善教义，因义而立礼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止于诛。

[62]就道德与权利判然两分这点而言，哈特是正确的。[66]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页。

因而，他那由义务和权利予以界定的状态被认为是符合道德的。这是中华法系道德化、伦理化的具体体现。这一陷阱的迷惑性在于，认为道德是劝人为善的，对人们行恶有对治之效。以为可以用刑罚来实现兴盛平安，就像用药当饭吃。道德与法律的问题在此凸显出来，单纯地只讲法律，不讲道德，肯定是不行的，何况是严刑峻法。在《唐律疏议》八议下，也是先有【疏】议曰：《周礼》云：‘八辟丽邦法。

但是，人们在谈到中华法系时，特别是谈到《唐律疏议》时，最常听到的责难是，中华法系是伦理化的，有礼治，无法治。在两者之中，都存在着一个假定：法律之效力系于这些价值体现于这法律之程度。

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9]葛洪用祭祀上的庄重服装比喻德教，用将士的盔甲比喻刑罚，是有些不伦不类。

[60]沃尔夫直接把权利主体视作道德个体：当人被看作是某些义务和权利的主体时，他是一个道德个体。设若教令违法，行即有愆，家实贫窭，无由取给，如此之类，不合有罪。

黑格尔把道德看作他的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他以他惯有的三段式论法，把道德视作联结抽象法和伦理的中间环节，道德则是主观的、自为的、内在的，还不是一现实性。法律最好能绝恶于未萌，让坏事尽可能不发生。二 世界性难题的解决从上面西方法学家的徘徊中，我们应该能够体味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西方法学界两千多年的挣扎，至今没有满意的结果。祖父母父母即使有罪，只要不是缘坐之罪，子孙是不能告发的，否则要处以绞刑。

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者先其刑而后德。康德关于道德与法律的论证是我们最推许的，它与中国古人德与法的思想更为契合，而且表现得更自觉。

想把这样的道德融入法律肯定是难于成功的。经义决狱的错误首先在于，这些经义并未经过严格的证立，甚至可能出现一经多义的歧异，以这样的经典义理来判案，非但不能尽合于道，而且难免牵强附会、引喻失义。

听从长辈教导，只要合礼合法。德礼作为道外化的重要方面，作为人性的表现形式，当其出现恶的对立时，肯定需要法律来加以治理。

我们在前面谈到经义决狱时是把它作为古代的试错来表述的，但是，这一试错却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教训，为道德如何融入法律作了先导性的探索。[56] 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第166页。举例来说，关于法律的社会性与道德的个体性，他们便可能否定其区别有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与法律具有统一性，它们统一于道，统一于人性。

案梁陈已往，略有其条。这是对立统一法则的基本表述之一。

[11] 《申鉴·杂言（下）》，转引自同上，第122页。中国古代先贤殚精竭虑，方始在《唐律疏议》中得其化合。

[15]但是，在自然法的谱系中，历经变迁，众说纷纭，从自然法的神圣超然到理性务实，从自然法作为正义的化身，到自然法成为道德宣示，让自然法留下变幻莫测的身影。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中，道德与法律肯定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主要还不在于一个是内，一个是外。